7、运动——生态系统和新教会
为什么教会（不论规模大小）都没能影响那些大城市？因为进入城市的文化中心需要一个福音运动——一个由教会和事工组成的网络，这个网络可以自发地生长繁殖，不需要一个中央化的管理中心。当一个由许多教会和专业化事工组成的平衡的、互相补充能量的、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，按照福音事工DNA发展起来以后，运动就会达到顶点，并开始自我推广和繁殖。那么这是些什么事工？这个DNA又是什么呢？
A.深入的神学
B.基于恩典的敬拜团体
C.主动结合信仰和工作
D.积极谋求城市的平安
E.福音传播（特别是大学生服事）
F.来自不同背景的合一的城市领导者
该生态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由更新的教会和新建的教会组成的、不断成长的组合体，每个教会都要显示这六大特色。这些正是理查德•劳雷斯所说的“属灵更新的派生标志”。[12] 这些教会是把属灵的成长建立在恩典福音之上的敬拜团体，而不是建立在道德主义的教条之上；而同时，它们具有神学的深度和牢固的圣经依据。它们既装备人们传播福音，又装备人们忠实于自己的世俗呼召。这些教会不仅是温暖、有爱心、强有力的社会团体，而且无私地服事那些不相信基督的邻居。
然而，体制性教会本身并不能单就自己构成整个生态体系。围绕着这个不断成长的教会核心的是一些专业事工，这些事工深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完成着“体制教会”做不到也不应去做的事。例如“深刻的神学”包括为家庭提供培训的基督教学校和培养领袖的大学和神学院。 “主动结合信仰和工作”，带出很多由基督徒建立的新型的赢利性商业，这些基督徒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按照圣经的真道来工作。信徒也在不同的领域（文艺、商业、媒体、政府、学术及其他）形成协会和其他机构，互相交流和支持。在“主动寻求城市的平安”下是一系列耀眼的非赢利的机构和事工，它们积极地服事社会和有需要的人群。“福音传播”意味着针对各样人群的专门事工，包括新移民群体、职场男女，特别是大学生事工。城市里强有力的大学生事工，为教会和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领导者，他们将留在城市里，结婚、养育后代并参与事工。
最后，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基督徒商业领袖、学术领袖、神学家、牧师以及其他领袖，他们需要互相认识，彼此尊重，消除怀疑和山头意识。他们需要就城市有一个整体的思维，找出办法来让这个生态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有效地搭配和运行起来。
很多城市或地区已经有两到三个元素就位，但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生态系统——我们需要所有元素。有些地区具备全部六个元素，但有两三个强，其他几个弱，这也不行。只有当六个元素全都很强，并且搭配起来以后，基督的身体才能有机地生长和扩展。在这个生态系统里，基督的身体将巨大而充满活力，足以催生大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，他们将起来推动各项事业前进。
新教会
结合所有这些特点的教会可说是凤毛麟角。当然，有可能让一个教会更新，使它具有这样平衡的DNA。1950年代，约翰•斯托得在伦敦全体灵魂教会（All Souls Church）开创了一种教会形态，结合了：a) 有力的福音宣讲；b) 关心社区和城市需要；c) 将信仰和世俗职业整合的门徒培训；以及d) 重视解经式讲道和深刻神学。然而，多数教会只一方面做得比较好，至多两方面——要么是宣教/教会成长，要么是社会公正问题，要么是艺术和文化，要么是正确的教义和解经等等。上一代，伦敦全体灵魂教会和其他传统的城市中心教会（例如美国费城第十长老教会）找到了方法，既平衡不同的事工，又使它们能相互支持，相互联系。
现在，多数教会无法一蹴而就地达到这种平衡，他们暂时还难以参与到这一改变世界的福音生态系统中来。要实现我们所谈的事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植堂，让新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具有福音DNA。为什么是新教会呢？新教会比老教会能更为有效地进入非信徒社区，众多的研究证实，平均而言，同等规模的教会，新教会将新人带入基督身体的数目是老教会的6-8倍；新教会在资源供应方面也极其重要，因为一间新教会仅在其最初需要外部的起动资金，几年之内，它就成为基督教资源，能供给其他城市事工；最后，发展新教会是更新现有教会的最佳办法。老的教会常常过于胆怯，不敢尝试不寻常的方法，一口咬定它“在这里行不通”。但是当城中新的教会大量成功地使用新方法后，其他教会慢慢注意到，也会有勇气去尝试。
我们知道，持续有力地培植新教会是影响城市唯一最起决定作用的策略。而别的什么——改革运动，拓展计划，准教会事工，巨型教会，心理辅导，教会更新过程——都不能像有活力的大量的植堂这样拥有持久的影响力。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宣言，但那些就此作过研究的人都一致同意这个说法。
总结
因着福音，基督徒应该随时随处体现对他人的恩慈和对信仰的忠诚，了解集合的体制教会与分散的有机教会的分别，参与在平衡的福音事工生态系统里，包括城市，以及围绕崭新充满活力的教会为核心而建的各个系统。
三、结论
我们既要认同邻舍，又要指出他们的罪；既要为城市求平安，又要祈求福音广传，这是不是很难？难，也不难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两方面实际上互相支持。新信徒非常有热情和爱心，可以倾注给城市中那些需要的人；实现社会公义和怜悯的事工则使城市中的非基督徒更容易接受福音。然而，还是非常难做到“在爱中说诚实话”——这确实很难平衡。幸好，我们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典范——耶稣基督本人。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用最深邃的方式爱了我们，并与我们认同。他自己承受不义、苦难、软弱、甚至死亡——这些全是我们自己本该面对的；与此同时，十字架又让我们直接面对自己的罪，我们是如此失丧，只有上帝儿子的死亡才能救我们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成了我们终极的邻舍，他认同我们，爱我们，同时又对我们发出最挑战性的宣判：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悔改。
注解：
1、Donald A. Carson, 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, Grand Rapids, Michigan: William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2008.
2、Jonathan Edwards, “Christian Charity: or, the Duty of Charity to the Poor, Explained and Enforced,” in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, Vol. II., Carlisle, Pennsylvania: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, 1974, p.163.
3、Randall Collins,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: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, Cambridge: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0.
4、Douglas J. Moo, The Letter of James, The 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, Grand Rapids, Mich.: William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2000, pp.117-118.
5、Jonathan Edwards, “Christian Charity”, p.166.
6、John Bolt, A Free Church, A Holy Nation: Abraham Kuyper’s American Public Theology, Grand Rapids: William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2001, p.428.
7、Ibid., p.429.
8、D. Michael Lindsay,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: How Evangelicals Joined the American Elite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Inc., 2007, pp.194-197.
9、Mark Noll, The Old Religion in a New World: The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n Christianity, Grand Rapids, Michigan: William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2002.
10、Mark Noll, The Old Religion in a New World, p.51.
11、James Montgomery Boice, Two Cities, Two Loves: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in a Crumbling Culture, Downers Grove, Illinois: InterVarsity Press, 1996, pp.166-167.
12、在凯乐的“恩典更新”一文里提到，理查德•劳雷斯 (Richard Lovelace)发现在福音更新时期，一些“派生要素”会在教会团体生活中出现。参见他的文章 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: An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Renewal, Downers Grove, Illinois: InterVarsity Press, 1979, pp.145-200。
《教会》2012年7月总第36期(https://www.churchchina.or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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